，用实际行动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全社会共同形成保护蓝天、碧水、净土的良好法治氛围，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案件数量稳中有降。2020年、2021年、2022年受理的环境污染案件分别为92件、81件、75件。案件数量稳中有降，主要系因近年来上海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战略定力，加大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取得较好治理效果。

　　➤案发地点主要集中于郊区。郊区租金低、生产成本低，生产型企业相对较多，且郊区面积相对较大，往往属于环保执法监管薄弱区域，一些企业存有侥幸心理，为降低成本实施非法排污或处置垃圾等污染环境行为。

　　➤污染源以中小企业或个人为主。大型企业的污染防范措施相对较为齐全，该类企业产生环境污染行为的情况相对较少。而个别中小企业或个人出于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有时不顾环境保护要求，实施非法行为对环境造成污染。

　　➤被污染的自然要素以水资源居多。上海地区水系发达，江、海、湖、河相间，水网交织，有大小河道两万余条。无论是直接向水中排放污染物，还是在河道附近掩埋有毒有害固体废物，都容易对水体造成污染。在所受理的环境污染案件中，60%以上涉及水污染损害。

　　上海法院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功能区域分布现状，优化集中管辖体制，实行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审判，大力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办理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环境污染典型案例。

　　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洋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确立了尚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但存在重大损害风险的，侵权人仍应承担无害化处置责任，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走私肉类冷冻品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走私者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深化了“谁污染谁买单、谁破坏谁恢复”的理念。

　　上海法院切实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将环境修复作为首选责任承担方式，确实无法原地原样修复的，判决侵权人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坚持总体国家生态安全观，高度重视“洋垃圾”案件审理工作，院庭长带头办案，并将“洋垃圾”是否退运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促进“洋垃圾”治理成效提升。针对违反垃圾分类法律规定、阻碍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判决其承担刑事责任，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法律评价，通过司法力量促进垃圾分类制度落地生根。

　　对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非法排放有毒污水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惩，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严格慎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相关从事污染治理服务、垃圾处置等行业的经营者，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依法判决其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注重发挥行政诉讼源头预防的作用，环保行政执法机关针对企业违反环评审批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切实避免“先污染、后治理”。

　　江浙沪皖四地高院联合签署《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全面建立长三角地区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常态化司法协作工作机制，携手破解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在内的环境司法协作难题，合力保护长三角生态环境安全。同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等多家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多元共治机制的意见》《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规定》，在环境污染共治机制、行刑衔接等方面加强合作，以多元共治促进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

　　2021年起，被告人李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无相应资质的情况下，雇佣刘某、张某等人从事“毛垃圾”的运输倾倒事宜。六名被告人分工协作后，将宝山区和浦东新区的270车“毛垃圾”转运至崇明区完美体育，并倾倒至一处鱼塘内。经鉴定，涉案地块因填埋塑料袋、织物及易腐败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致使地下水环境中氨氮等超过基线水平，造成了地下水污染。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等六人违反国家规定，共同非法倾倒、处置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并致使公私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综合考虑本案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最终对李某等六人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三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本案系非法转运、倾倒“毛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案件，涉案被告人人数较多，且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分工明确、组织有序，是一起典型的团伙型犯罪。“毛垃圾”是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的固体废物，属于其他有害物质，倾倒、填埋在地下会造成地下水环境损害，严重破坏相应区域的生态环境。本案中，涉案鱼塘及周边土地均为耕地，被告人非法倾倒、填埋“毛垃圾”既对涉案区域地下水环境造成损害，也对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造成影响，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本案裁判严厉打击了非法倾倒“毛垃圾”的团伙犯罪行为，有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

　　2022年1月起，被告人李某、黄某在没有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相关手续的情况下，租赁位于青浦区某处的厂房进行金属件表面处理加工。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对上述场所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场所产生的废水通过隐蔽塑料管道排入厂房东侧的露天土坑内，土坑未起到防渗漏作用。经监测，上述场所的第2、3、5道池废水、处理设施南侧窨井内、车间外东侧土坑废水均检出铜、锌、镍、铬、铅等重金属。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黄某违反国家规定，通过暗管、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应予惩处。人民法院以李某、黄某犯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七个月，并禁止黄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相关的经营活动。

　　本案系典型的以暗管、渗坑等形式进行非法排污的案件，被告人罔顾环境污染所致危害，心存侥幸，妄图逃避监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非法经营收益。该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依法应予刑事处罚。本案警示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应当严格遵循环保法律法规，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知法、敬法、守法，切实履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切勿存有侥幸心理逃避环保监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沈某系第三方服务公司环境在线监测部门的负责人，在为上海某仪电公司提供环保自动监测设备运维服务期间，在明知会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信息系统采样数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仍设计并在该公司废水自动监测设施进样管道上加装自来水管路。环保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前述监测数据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值严重失真，经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沈某的违法行为。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沈某自2011年以来长期干扰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导致在线环境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致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失去有效监管，后果严重。人民法院判决沈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本案系本市首例干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致使监测数据失真的刑事案件。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是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帮手，相关监测数据有助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了解环境污染现状、对污染源进行综合监督，这既是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依据，又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还是了解和掌握排污状况和排污趋势的重要“柱石”。本案判决警示排污单位与第三方运维公司提升法治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健全环境治理外包服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某环境能源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垃圾处置的公司，其员工郑某、陈某等人，驾驶挖机，将大量未经分拣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运至某处荒地进行倾倒、填埋。经鉴定，涉案垃圾主要由碎石、碎砖、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以及编织袋、塑料袋、织物、腐植物等生活垃圾构成，属于法律规定的有害物质，并导致地下氨氮、化学需氧量等超过基线水平，造成了环境损害，并致公私财产损失50余万元。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陈某等人非法倾倒未经分捡处置的垃圾，严重污染环境，致使公私财产损失50余万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人民法院以郑某、陈某犯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二人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判决禁止二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垃圾清运、处置及相关活动。

　　本案中郑某、陈某系垃圾专业处置公司的员工，其在明知国家有关垃圾处置制度的情况下，仍违反规定非法倾倒垃圾造成污染，属于典型的“知法犯法”。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判决禁止其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业。本案判决在向环境污染“亮剑”的同时，注重判后保护，依法妥善适用从业禁止刑罚措施，防止被告人再次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与预防功能，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1年12月，环保执法机关对位于本市金山工业区的某软包装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主要从事聚丙烯薄膜生产，现场发现该单位一号车间生产过程中有废气产生和排出，而配套水喷淋处理设施未开启。环保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软包装公司处以罚款10万元。该公司不服，认为主观上并没有污染大气的恶意，该设施未正常启用的原因系电气开关过载保护装置启动导致的跳停，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对于该设备的运行状况及突发故障，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应急准备，其未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该废气处理设备在较长时间内未能保持正常使用，导致废气产生造成大气污染，环保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决驳回某软包装公司的诉讼请求。

　　我国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已经由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源头预防、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本案警示向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源头治理，其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使用，向大气非法排放污染物，必定会受到相应处罚。

　　2018年4月始，张某、童某合伙进行电镀作业，含镍废液直接排入某厂房渗坑内。另一生产经营者王某亦向该厂房渗坑排放含镍废液。相关污染行为被发现后，某区政府部门委托他人进行应急处置，并开展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生态环境修复、环境监理、修复后效果评估等工作。经某区政府指定，某区生态环境局启动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工作，因与被告磋商无果，遂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应急处置、环境修复等费用共计600余万元。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场地共有两家电镀作坊，被告张某和童某作为一方、被告王某作为另一方，分别实施了环境公益侵权行为，应当对外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被告客观上均无法及时修复受损环境，但含镍废液严重污染，修复刻不容缓且修复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政府部门可以直接委托他人修复并主张费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张某及童某一方、王某一方各承担上述赔偿费用的50%。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不同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普通环境侵权责任诉讼的一种新的诉讼类型。本案中，某区生态环境局根据政府授权，提起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本案处理中，人民法院坚持“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原则，判决各侵权人赔偿应急处置费、修复工程费、环境监理费、修复效果评估费等费用，为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保护和修复提供有力保障。

　　某管理中心负责处理某社区的生活垃圾，在明知被告陈某没有生活垃圾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仍将上述生活垃圾处置业务委托给被告陈某。被告陈某又将该业务转委托给他人，被告倪某等八人均在明知自身无生活垃圾处置相应资质、设备和条件的情况下，参与上述生活垃圾的处理，将生活垃圾非法填埋，对长江支流某地造成土壤污染，由此产生应急处置费用600余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近250万元。某管理中心作为共同侵权人，在先行赔付了上述费用后，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向被告陈某、倪某等九人追偿。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环境污染系因某管理中心未依法选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机构肇始，陈某、倪某等九人违法参与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牟利或给予协助，各侵权人的行为环环相扣共同造成。各侵权人之间应按其在整个侵权活动中所起作用、获利情况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份额。其中，某管理中心处于源头环节，未起到源头控制的关键作用，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陈某、倪某等九人合计承担30%的次要责任。

　　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减少污染源头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根本措施。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需要树立系统保护观念，重点坚持污染的源头预防，尽量从根本上避免、减少污染行为发生。本案判决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应当注重源头治理，处于源头控制环节的主体未尽审查核实义务，委托不具备处置主体资格或技术能力的受托方进行非法处置的，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由此引导有关责任主体尤其是源头主体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性、预防性治理。

　　某油轮公司的轮船在某海域发生沉没溢油事故，清污单位即某环保科技公司根据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指示进行清污，产生相关费用，遂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完美体育官网入口 完美体育登录官网院依法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污染者某油轮公司应向清污单位支付各项费用130万元。因某油轮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义务，某环保科技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由于污染者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清污单位向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递交理赔申请，并承诺在取得理赔后，其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转让给该船舶油污理赔中心。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先行赔付了清污单位应急处置费用46万余元，之后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其为上述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某环保科技公司在未获某油轮公司赔偿的情况下，向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申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理赔并出具权利转让同意书，在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给予理赔后，即视为受让了某环保科技公司对某油轮公司的债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追加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并明确其相应债权数额为46万余元。

　　海上船舶油污会对海洋生物资源、海滨环境产生严重危害，通常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由海事管理部门指派专业的清污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因本案中的污染者无力支付清污费用，清污单位向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进行了理赔。理赔后，某船舶油污理赔中心实际受让了相应债权，有权向污染者进行主张，但若要求其另行通过诉讼程序主张，则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本案裁决支持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减少了相应诉讼环节完美体育入口，有效促进船舶油污理赔制度的良性运行，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支撑。